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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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赴印度特派记者 王天迷 赵瑜莎 褚大业】 编者的话:60年前的3月,达赖集团发动叛乱失败后裹挟数万藏民出逃至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在达兰萨拉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60年来,南亚地区成为被蛊惑出逃藏人的主要聚居点:印度达兰萨拉被视为他们的“大本营”之一;与中印相邻的尼泊尔也成为偷渡者的中转站与避难所。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分两路前往印度与尼泊尔。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无奈与进退两难的尴尬,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的失望与强烈不满。

旅游小城的另外一面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背靠喜马拉雅山。这座小城分为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为主城区,居民多为印度人;上达兰萨拉被当地人称为“麦罗甘吉”,位于主城区旁的山腰上,是流亡藏人的聚居区,人口1万余。

走进上达兰萨拉,《环球时报》记者眼前满是纪念品商店、餐厅、咖啡馆、旅行社、书店等等。僧侣、各国游客的身影与当地商贩的揽客声交织在一起,看上去与其他旅游小城并无二致。只是随处可见的达赖画像、“流亡政府”各类机构的招牌等,提醒着人们这里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上达兰萨拉狭窄杂乱的街道 赵瑜莎摄

狭窄的小城主要街道为单行车道。乍看之下,这里没有想象中那么脏乱差,五颜六色的房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倒显得颇为别致。然而,这里经不起细细观察。一到下雨天,路边的水沟就有脏水混合着垃圾流过。从位于主要街道的小屋正面绕到背后,能看到成堆的垃圾、杂乱无章的水管、缠绕在一起的电缆、随意堆放的建筑材料。记者这才明白,为何达兰萨拉交警部门摆放在上达兰萨拉入口的路障上写有“营造干净达兰萨拉,不要乱丢垃圾”的字样。

生活在上达兰萨拉的藏人多为出生于印度的二三代藏人,他们的印地语往往好于英语。然而从身份上来说,这里的大多数藏人并非“印度公民”。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生活的藏人可获得“注册证”,但他们无法在当地购置土地与房产,也不能在公共领域找工作,只能从事私营经济活动。“注册证”给予他们的身份不是“公民”,也非“难民”,而是“外国人”。

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上达兰萨拉街道与房屋 王天迷摄

《环球时报》记者在小城结识了藏人次仁。40岁的他至今未婚,在一家医疗机构打工,月薪1.5万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没有存款。记者到次仁的住处坐了坐,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只摆放着一张床、两个柜子,厕所没有安装电灯,马桶是坏的。房间外的楼道漆黑一片,能闻到垃圾的臭味。次仁告诉记者,他的房租是每月4000卢比。

“当我还是个‘坏男孩’时,曾跟朋友一起去过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短暂生活。”次仁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那时候我看到印度人生活得很好,感觉很迷茫,失意之下开始吸食毒品。”所幸,次仁后来戒毒成功。

记者到次仁住处时,他的一个朋友也在。次仁介绍说,他的朋友是为“流亡政府”工作的摄影师。“那他的收入应该挺高吧?”记者问。“不,‘政府’没什么钱,全靠外国机构资助。”次仁答。

一名生活在北京、去过达兰萨拉多次的藏人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流亡政府”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能提供给藏人,达兰萨拉经济也不怎么样,因此当地藏人失业率比较高。记者看到上达兰萨拉的多数旅馆、餐厅等都是由藏人经营。这名学者说,生活在南亚地区的藏人的主要就业市场是在服务业。不过,拥有运营酒店、餐厅等能力的人仅占整个南亚藏人社区8%左右。

“在这里一点儿都不自由”

3月10日,“流亡政府”举行所谓的“起义60周年纪念会”,并组织游行活动。那两天,达兰萨拉各处贴着10日活动的宣传海报。当天确实有不少藏人关闭店铺、暂停营业,去参加活动。

但也有人并不买账。《环球时报》记者在嘎玛的住处附近遇到了她,“我是不会参加的,因为我想回中国”。2009年,来自青海的80后藏族姑娘嘎玛为了“上大学”来到印度,她之前在新德里念书,如今,已经毕业的她正在达兰萨拉做研究,目前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现在借住于熟人的房子里。

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上达兰萨拉脏乱差的一面 王天迷摄

“我一年只在大年三十那天打电话给家人,主要是怕他们担心。”嘎玛告诉记者,她今年初刚到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旅行证件。“听说平时排队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排了两三天,于是我们当天凌晨6时就过去了。”嘎玛说,如果申请成功,快的话两三个月就能下来,但已经有人申请了七八次,仍然没有成功。

“万一申请不下来怎么办?”听到记者的这句话,嘎玛有些哽咽:“我不知道啊。印度企业一般都要求应聘者会印地语,但是我不会。打零工也没那么容易,许多餐厅老板觉得女服务员麻烦,会招来性骚扰等问题。”

嘎玛告诉记者,印度跟她来之前想象得完全不一样,“其实当初一到新德里机场,我就后悔了”。她在这里生活得很不习惯,“刚过来时我有56公斤重,现在只有39公斤,吃的东西都很不合胃口”。一名在达兰萨拉生活了13年的美国护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达兰萨拉的水质不好,很多藏人都有肠胃病。

说起当地藏民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嘎玛说,“除了做生意,基本不相处”,很多印度人认为藏民“没有靠山”,因此总是“欺负”他们。“我们在这里的身份证件需要定期更新,过期的话要交罚款。其他地方的难民交罚款以卢比算,我们则要以美元算,超过1个月要交大约100美元。”记者问她:“印度政府给你们提供补助吗?”嘎玛答得干脆:“你想得美!”

次仁则对记者提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街头看印度人玩弹珠,其间有印度警察过来要求他离开,言语间说了脏话。次仁与他发生争执,被扇了一个耳光,两人最后扭打了起来。

嘎玛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达兰萨拉发生了一起藏民被印度人施暴的恶性事件,“事发时,周围藏人感到害怕不敢管,印度人不想管,最后是一名外国游客将受害者送去医院”。

在新德里西藏市场时,《环球时报》记者问一名59岁开书店的藏人大叔:“您喜欢在印度的生活吗?”他无奈地回答:“我出生在这里,别无选择。但事实上,我的心不属于这里。从外貌看,我们和印度人就是不一样的。我想回中国,去看看拉萨、北京与上海,听说这些城市都非常美。”

“总是听其他藏民说,到印度就自由了。但我觉得在这里一点儿都不自由——生活没有保障,未来也没有多少选择。”谈起自身经历的嘎玛不禁感叹道。

来自中国的商品、电视节目已进入当地日常生活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遇到的藏人,基本都有亲人、朋友在国外。嘎玛说,达兰萨拉的藏人越来越少,小城对西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正在下降,印度游客则越来越多。很多有钱的藏人家庭将刚上中学的孩子送出国,这些孩子大多已不太会说藏语。

次仁说,印度政府给予流亡藏人的旅行证件无法得到大部分国家承认,不少藏人只能“花钱”买印度护照出国,“价钱大约是15万卢比”。记者在新德里西藏村时看到不少打着“护照服务”旗号的小广告,上面写着“擅长处理在印藏人案例”。据了解,离开印度的多数藏人选择去欧美国家,然而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出租车司机、月嫂、刷碗工等工作,即便是高学历者也是如此。

达兰萨拉对藏人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祖国的影响力正渗透进在印藏人的日常生活。在达兰萨拉,只要看一眼店铺、摊位卖的产品基本就能判断店主来自哪里——电子产品、新鲜的绿色蔬菜基本都是印度人在卖,商品较为齐全的小超市也是他们开的;藏民主要卖特色纪念商品,他们经营的小卖部相对于印度人开的规模较小、布置略简陋,中国商品往往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达兰萨拉河边的僧人 赵瑜莎摄

老干妈、金锣火腿肠、大红袍火锅底料、镇江香醋、大白兔奶糖、粉条……来自中国的调味品、零食、干货应有尽有。问起这些商品的来源,藏人店主们都说:“从西藏地区经尼泊尔运来的。”上述去过达兰萨拉多次的藏人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藏人卖的手串等纪念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来自义乌。这位学者说,多年前,达兰萨拉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比较强烈:“流亡政府”禁止过进口中国商品,有人甚至因为在学校说了普通话而被罚款。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达兰萨拉街头OPPO与vivo的招牌十分醒目,记者遇到的藏人都使用微信作为通信工具。次仁还主动跟记者说起,他非常喜欢看《我是歌手》,“为此,我特地下载了芒果TV的手机App。”聊着天,次仁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节目,汉语不好的他模仿歌手的咬字与唱腔,跟着唱了起来。

在达兰萨拉经营小茶馆的堆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几十年前,这里的流亡藏人十分“敌视”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或多或少被长辈灌输了一些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如今,藏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工作勤奋,也都非常友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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