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边,有你所不知道的鱼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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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亚丁茶坊

作者:樊觅韵

从前高高在上的土司风光无限,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随着大渡河滚滚向前,曾经的威严过往早被时间冲刷殆尽,只在大地上留下些微印记尚可凭吊,风起云涌的前尘往事都成了历史记载里的几行笔墨。

大渡河边,有你所不知道的鱼通人

航拍麦崩乡与大渡河谷全景 (樊觅韵/图)

说到“鱼通”,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其实它离成都并不远,自蓉城驾车一路向西,只需约三个半小时,便可进入到鱼通的地界。

鱼通位于康定市以东的大渡河流域。“鱼通”一词,既是地域的名称,也是族群的名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作鱼通藏族。它们操被称为“贵琼语”的地脚话,这种方言与周边地区都不相通。

鱼通一带自古就是汉藏接触的前沿,还处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范围内,川康之间的茶马古道也途经这片区域。这里民族交往频繁,各族文化随着人群的迁徙,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渗透、交汇。

大渡河、横断山、汉藏交界、川康茶马古道,这几个要素构成了鱼通的基础底色,共同造就出鱼通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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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鱼通位置图 (樊觅韵供图/图)

土司宫斗剧

历史上的鱼通,曾分别归于明正、木坪、鱼通土司治下。

史书上有关鱼通的记载,可追溯到元代。据《元史》记载,元宪宗二年至四年(公元1252年——1254年),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兵分三路。中路由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推进,鱼通、长河西和岩州等地土酋率民归附,平定大理以后,元朝便在此地设置了黎、雅、松、茂、碉门、鱼通、宁远等处宣抚司,并授玺书及金银符。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朝正式授予当地土酋阿旺坚参“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之职,世代承袭,也就是明正土司。鱼通虽然被列入明正土司的封号之中,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鱼通都处于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也就是位于雅安的木坪土司控制之下,每年也都在木坪土司处认纳夷赋。

清康熙三十九年,康区发生了著名的西炉事变。营官昌侧集烈打死了明正土司。清廷檄调木坪土司等随征。事后,寡妇工喀继明正土司位,并将独生女桑结嫁给了雍中七力。十年后,雍中七力阵亡,但儿子尚幼,于是桑结暂时持有木坪土司印。又十年后,工喀病死,无子,依例由桑结承袭明正土司。这样,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个身兼明正、木坪两地统治者的女土司。

而桑结出嫁时,鱼通一带作为嫁妆,被划归木坪土司管辖,双方以边坝梁子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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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通村落麦崩乡 (樊觅韵/图)

清嘉庆年间,因夺嫡事件,鱼通土司从木坪土司中分裂出来。时任木坪宣慰使丹紫江初(甲凤翔)娶妻包氏,生有儿子甲天恩,但甲凤翔又格外宠爱小妾,小妾也生有儿子。于是一妻一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夺嫡争印很早就在土司官寨中拉开了帷幕。

妻子包氏和儿子甲天恩在土司官寨中得不到土司甲凤翔庇佑,母子两人逃亡到上鱼通地区邦普一带躲藏。在当地头人的支持下,包氏带着甲天恩自立门户,管辖鱼通一带,与木坪形成了事实上的对峙,并极力争取木坪土司的继承权。

为了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移居鱼通的包氏及其子甲天恩,竭力效忠清廷,为剿匪征讨出力卖命,终于在与木坪的夺嫡争印案中,争取到了中央政府“鱼通长官司”的认可,有了独立的土职世袭封号,与木坪土司不再是从属关系。

然而鱼通的地域势力仍然不及木坪,所以封号只是“长官司”,为正六品,是康区土司世系的最低等级,而木坪是“宣慰司”,为从三品,是康区的最高等级。因此两地间的承袭之争一直到光绪年间都依然存在。直到光绪五年,候补道宝森才将此案办理完毕。

到了西康省政府时期,虽然改土归流早已完成,但事实上并不彻底。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鱼通土司的势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历届地方政府无不另眼看待。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鱼通土司的势力才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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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通土司衙门残墙遗址 (樊觅韵/图)

在麦崩乡为舍村,我们见到了鱼通土司衙门的遗迹。据说,曾经的鱼通土司官寨坚固、雄伟、舒适,并不是鱼通地区传统的碉房建筑,而是汉式带天井的四个彼此相连的四合院落。衙门内还有精心设计、栽培的花园,又称“怀远堂”。只是如今,除了几段残墙仍在,官寨早已不存,遗址之上已经建了一排崭新的房屋。

锅庄石是“户口本”

鱼通人的住房被称为碉房,房顶多采用汉式的人字形坡屋顶,覆盖物也是汉式的小青瓦。不少碉房的檐角采用了汉式飞檐的样式,房梁架构中明显有汉式穿斗结构的影子,在房檐下墙脊上还有龙头形象的装饰物。在一层的生活区,除了藏式的地火塘外,还砌有汉式的灶台。不过汉式的灶台一般没有使用,大多是在家里宴请客人,来访就餐的人较多时,才会使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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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房外的龙形装饰,汉藏接触的痕迹。 (樊觅韵/图)

碉房内部的厅堂里有一处地火塘,上面架着的三块锅庄石(用于支锅生火的三块石头)。在旧社会,它是当地的“户口本”。有了锅庄石的人家,才能被称为正户,才能和脚下的土地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如今,在一些藏民家中的锅庄石上,仍然可见精美的花纹,雕刻着太阳、月亮、星星、花、鸟、鱼等图案。只是它所代表的阶层划分早已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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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塘边的鱼通人 (樊觅韵/图)

“皮勒勒”是额头上的负重工具

鱼通人好像都格外勤劳。清晨,各家各户的碉房里散出炊烟,代表着鱼通人一整天的劳作就已经开始了。家中的女主人一大早就会起床,为一家人准备餐食。在鱼通人的餐桌上,有玉米红豆制作的苞谷面饭,晶莹透亮的熏腊肉,酸菜酸汤,质朴简单,风味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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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通人的日常饮食 (樊觅韵/图)

日头再升高一些,收拾了早饭的餐桌,他们劳作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田间地头。在湛蓝天色的映衬下,女主人们背着背篓,拿着农具,穿着青布长衫和山羊皮袄的背心,系着素色或者刺绣了花纹的围腰,发辫缠绕盘在头顶,头上还戴着绣了彩色花边的头帕,成群结队地说着笑着去劳作。

头顶带帕是鱼通独有的服饰习惯,女性带帕,男性则用青布缠头。鱼通有形容传统服饰的俗语:“伴肚子火镰子腰间挂,长衫子皮褂子身上穿;裹脚草鞋脚上有,头帕子通鞘子再添彩。”

关于鱼通人的来源说法颇多,有一种说法认为,“鱼通”意思就是“缠头的人”。头顶带帕的习惯似乎留有羌族服饰的影子,也有的学者认为,鱼通人极有可能是古羌人的一支。在鱼通当地,除了使用藏语与汉语以外,还有一种没有文字只有语音的“地脚话”,也就是本地方言,学界称之为“贵琼语”。这种“贵琼语”不与藏语或是汉语相通,只在鱼通当地使用。

对于下地干活儿的人们来说,还有一个必备的物品不可或缺——“皮勒勒”,它是鱼通人独特的负重工具。所谓的“皮勒勒”其实是一根皮绳。一端勒在头部,另一端绑住重物,从脑后自然后垂在背上,用额头承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几位鱼通女性正在用皮勒勒搬运砂石,其中的张秀芳大姐说,一般负重40斤以上的时候,他们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来背负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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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通人头上绑着皮勒勒负重上山。 (樊觅韵/图)

勤劳的鱼通女性们,即便是在空闲时候,也停不下手中的劳作。她们搬出绣床,或者手拿针线绣布,在高原的阳光下随意地坐下来,一针一线地,对比着眼前的风景,绣出花草树木、藤萝枝蔓的各种模样来。

“哑巴经会”禁食禁言

在鱼通繁杂的信仰体系中,“公嘛”是其民间信仰中十分重要的角色。鱼通地区现在还有两位公嘛。这一职业基本都是在家族内部传承,担任这一职业的人,平时仍旧在家从事劳动,与普通居民别无二致。他们的职能主要有请神祈福、禳灾驱鬼、占卜等等。占卜、看日子时,所依据的是九宫八卦。在受人邀请时,也会前去念经,使用的经典少数为本教经典,多数为宁玛派经典,法器与藏传佛教各派所使用的基本相同。

公嘛与喇嘛、端公、道士等性质类似,却又有所区别。在民间信仰里,他们是沟通人与神灵的媒介。但回到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普通的藏民,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结婚生子经营家庭。

每年农历正月间,鱼通高山上的寺庙会举行“哑巴经会”。哑巴经会举行期间,要求参与者禁食,不能说话——这也是“哑巴会”的由来。参与者第一天要清洗全身,第二天则必须完全禁食且不能言语,参与者们只能在寺中不停地转经、念经、磕头,第三天方才可以正常说话饮食。禁言期间,参与者在表达意思时,全部要用六字真言代替。实际上,这是一种沐浴斋戒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以此体现虔诚之心,降福免灾。

鱼通还有在庆祝活动中跳锅庄的民俗。跳锅庄前,人们先摆好一张供桌,桌上放好腊肉、米、酒,腊肉上还要插香。跳锅庄时,人们手牵手在供桌旁围成一圈,合着哼唱的歌谣,跳起传统的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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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山峻岭的茶马古道上,人显得特别渺小。 (樊觅韵/图)

位于大渡河与茶马古道相交之地的鱼通人,繁衍在20多公里的狭长河谷上,周旋于多种民族与多样文化之间,既兼收并蓄、包容交汇,又传承来自祖先的习俗,在横断山的褶皱里,在大渡河畔的高山上,展示着属于自己的、带着鲜活质感的生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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